茅卫东：警惕校园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己是孩子的时候，都不愿意被人打；自己长大成人了，都觉得打孩子是应该的，“是为你好”。
进入青春期，都体验过怦然心动的感觉吧。孩子发育了，严防死守，发现一点苗头就想骂孩子不要脸。
此地的换位思考就是这么神奇，长成了青蛙就忘了自己曾经是蝌蚪。
在这种环境下生存，心理不被扭曲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一定要警惕校园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01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绑匪，先是一阵狂扫乱射。绑匪一边扫射一边说：Party开始了。随后，绑匪将几名银行职员挟持为人质，并将他们扣押在银行的地下保管库里。匪徒提出的条件是，释放在押的同伙，保证他们安全出境，否则将人质一个个处死。
经过六天的营救，警方设法打通了保管库，用催泪瓦斯将人质和劫匪驱赶出来，狙击手同时做好了危急情况下击毙劫匪的准备。然而，离开保管库后，几名人质反而将劫持者掩护起来，保护他们不受警方的伤害，此后甚至拒绝提供不利于绑匪的证词。更为离奇的是，其中一名女人质还由此爱上了一名劫持者，等他获释后就要嫁给他。（以上材料取自网络）
此事引起社会学家的关注。经过深入研究，一个新的心理病征被提了出来，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犯罪者加害他人。
02
将一个犯罪心理学概念引入学校教育肯定是一种非常冒险的尝试。如果我们将此概念简化为“控制—服从—依赖”，说明人是可以被驯养的，可能大家就容易理解了。
直面现实，不难发现，师生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仅从教与学的关系来看——
教师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表现：对应试教学的态度，很多教师经历过从抗拒到顺从、再到积极为之的过程，或者说，从“我也没办法啊”的无奈，到“这是为学生好”的主动，再到“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宁可累死自己，也要卷死别人”的积极倡导。
学生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表现：对学校和老师的行为控制和精神控制，从抗拒到认同，最后真诚地感谢：“老师是为了我好！”有些还主动成为老师的帮手：积极汇报同学的情况、充当班干部协助老师对同学进行管制。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产生，首要的前提是“控制”。在我们的校园里，以“教育”或“管理”之名实施控制之事比比皆是。
“上课不许吃东西！”
“下课不许在走廊上玩耍！”
“教室里不许打闹！”
“不许把玩具带到学校来！”
“校园内不许奔跑！”
“自习课不许抬头！”
“不许看课外书！”
“不许早恋！”
……
一定意义上讲，许多学校管理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两个字——“不许”。当然，换成“严禁”更符合某些学校的实际。
“这是为学生好！”“这样方便管理！”校长们肯定会这样解释。
确实，很多“不许”是有道理的，有的也是应该的。比如，不许随地吐痰，不许随地大小便。
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管理没有“你可以”“你有权”这样的表述呢？
有哪个学校在新生入学第一天就告诉学生：
“你有权获得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你有权在需要的时候向任何一位你遇到的老师求助！”
“你有权向老师或学校提出你的任何意见并要求得到答复！”
“你有权对老师和学校有可能伤害你的行为说‘不’！”
“你有权要求老师在课后为你单独辅导！”
……
这样的学校，我没见过，我相信在国内很难找到这样的学校。
04
无他，我们的学校其实从来没有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学生在学校真的更像是工具，是人质：得不到尊重，但另有他用。
任何真正关心学生，为学生着想的思考和和建议都很难被接受，或者在实行过程中很快变形、异化。
例如，现在许多学校组建了心理咨询室并聘请了专职的心理教师，这当然是好事，可是运转正常的有多少？大多数心理咨询室的主要功能是迎检：挂块牌子，然后准备一堆资料，随时以备接待参观和接受检查而已。
昨天，有群友说，他这学期转岗成了学校心理老师，领导的交待是：上课给学生看点视频就好了，别太认真。
不少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不是独立的，而是从属于学生处或政教处。有的心理教师接到的任务是：这个学生“早恋”，你跟他说一说，让他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别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了。
更有甚者，现在有些学校心理咨询室的重点工作是排查心理有问题的学生，然后想尽办法让这些学生自动离校。
许多老师自觉不自觉地把控制学生当作工作的第一要务，甚至是唯一使命，缺乏对学生的理解、同情，更谈不上真正的帮助和引导。
不奇怪，他们自己就已经习惯被控制。（来源：教育自由谈-ID：maowd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