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陈：“独狼式犯罪”舆情协同治理模式探究
文 颜陈
“独狼式犯罪”与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密切相关，特指涉事人以暴力手段来实现犯罪目的的犯罪行为。这种“独狼式犯罪”造成的威胁是对公共安全最为严重的挑战，通常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复杂性、暴力性等特征，往往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和猜测，进而对社会秩序和群众心理及情绪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在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是伴随社会安全事件发生的必然产物，能否正确引导网络舆情关乎社会安全事件的妥善解决。“独狼式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自由和权利、破坏社会治安，一直以来不仅是我国刑法和司法机关打击的重点，也是网络舆情管理的核心与重点。故此，加强对“独狼式犯罪”舆情的采集研判分析，落实公共舆论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秩序有着重要意义。
一、“独狼式犯罪”舆情分期态势与演绎倾向
1、潜舆论期——网络悲情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涉事人故意的危害行为（包括以将实施暴力的胁迫），“独狼”的暴力行为在引发公众震惊之余，因其突发、不可预测、冲击力强等特性，导致血腥等暴力图片、视频在圈群广为传播。与此同时，网络空间掀起“全民福尔摩斯”，谁实施了犯罪，为什么犯罪，成为舆论场最为关注的焦点。如果政府职能部门不能及时、权威发布准确信息，相关事件的进展就会出现舆论话语权的失衡，“网络悲情”将大行其道，政府职能部门的后续通报将陷于极大的被动。
“网络悲情”在圈群传播，主要呈现两个极端：
其一，“犯罪行为可以理解”，由于我国报复社会型犯罪的主体基本上是社会弱势群体，犯罪动机具有明显的反社会性，犯罪手段比较传统，犯罪地点以公共场所为主。网民对犯罪行为的认知不到位，多关注暴力犯罪实施者的身份、职业、所属阶层等个人信息，同情受害者的不幸遭遇，追问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经过；
其二，“地方政府职能部门（领导）不作为”，网民质疑有关部门在保障社会安全工作中存在纰漏。社会管理者因应对不及时、考虑不全面、处置不系统等原因被舆论诟病，多重因素的叠加将激发公众内心朴素的同情心，不仅会削弱官方通报的声量，还会造成网民情绪跌宕，抬升处置成本。
2、显舆论期——网络舆情
在各类突发事件中，政府传播既是一种传播行为，也是一种管理行为，传播行为是管理行为的延伸，是管理行为落到实处的必要步骤。网络空间的虚拟性，造成网民网络人格与现实人格某种程度的分裂，以及网络舆论与真实民意的反差。在显舆论期，“独狼式犯罪”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政府传播遭遇网民无限制地宣泄偏激的情感，相关舆论呈现出无序和非理性状态。
这一阶段，“独狼式犯罪”舆情主要风险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危机管控不力。官方因信息收集不全面、逻辑分析不到位、风险把控不准确，导致处置方向走偏、事态发展失控、事件结果恶化，大量的负面舆论会得到点赞和转发；
其二，网民情感不信。公众对此类事件调查结果不信任，谣言和不实信息接踵而至，媒体及自媒体的蹭流量等乱现象加速了不良信息及恐慌情绪的扩散；
其三，社会心态不正。舆论场各种揣测、情绪化表达和极端言论不仅使事件关注点失焦，更是加深了公众对党政机关的不信任感，社会心态的起伏促使舆情事件的风险指数不断提升，进而增加有关部门的舆情应对压力。
3、泛舆论期——网络危情
社会舆论危机来源于人群，根植于集体心理反映的社会矛盾。如果社会管理者对政府、媒介、受众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认识模糊，对舆情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不够，将难以抑制舆情深度蔓延，导致舆情事态恶化。网络危情是在突发危机事件刺激下发生的非常态行为，产生于社会矛盾加剧、结构性压力增大、正常传播系统功能减弱的情况下。
在泛舆论期，“独狼式犯罪”主要的舆情风险在于心理层面，体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代入心理。网民将其人生失意进行外部归因，把自身的不幸遭遇和挫败都归结于政府、制度和社会，进而同情施暴者；
第二，猎奇心理。受众对突发事件舆论的负面偏好以及新媒介的快速传播方式，导致相关讨论具备蛊惑性、攻击性、虚假性、隐蔽性等特征，危及社会稳定；
第三，极端心理。“独狼式犯罪”舆情带来的谣言肆虐致使真实信息被隐匿冲击，干扰了网民客观理性地看待相关事件，越是偏激的意见越能得到“极端”群体的注意力和赞同，群体注意力会集中在同社会治理对立的方向上。
4、尾舆论期——网络不了情
在网络综合治理的研究中，尾舆论期特指长尾效应，主要用来解释舆情事件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周期拉长，影响不断绵延跌宕。
在“独狼式犯罪”舆情传播尾期，负面的、碎片化的、极端的舆情信息仍然数量可观，形成强大的话语场和传播力，其穿透力和破坏性一直边缘化存在。
在尾舆论期，“独狼式犯罪”舆情的主要风险是：
第一，由于属地职能部门对血腥图片、视频的传播管控，“独狼式犯罪”舆情烈度有所回落，但随着信息交换成本迅速降低和圈群平台交叉互动，零散的“长尾”信息围绕公平公正潜滋暗长，并以此与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分庭抗礼”；
第二，由于前期舆情处置效果不彰，大量案件细节被曝光，每一个细节都将承受舆论的反复推敲，从而使整起事件舆情周期显著拉长，舆情风险点明显增多，进而加大舆情处置难度；
第三，无数的内容碎片和渠道碎片集结成舆论审判，相关案事件的低调处理，又使得公信力建设遭遇熵化解构，考验各级各地社会治理水平；
第四，群体意识的改变深刻影响着舆论环境本身，多数人在“不了了之”的错觉中会产生趋同立场，言在此而意在彼，借题发挥发泄对现状乃至体制机制的不满。
二、公共安全类事件折射社会多元心态（略）
三、公共安全事件协同处置路径阐述与探究（略）
暴力犯罪行为引发的“独狼舆情”，具有不可抗拒、无法预料、破坏性强、瞬间聚众等特点，让事件处置天然处于“信息流”“影响流”与“噪音流”的紊乱阶段。公众围绕公共安全、法律责任、警示意义等话题展开深入讨论，既指出社会公共安全水平与社会公德素养密不可分，又深度关联对规则和文明的捍卫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
在这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中，舆情应对与舆论引导是考验危机处理能力的重要标尺。从防范化解风险的角度来看，各级社会管理者只有在及时核查事实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公共意见，消解公共舆论诉求，以更加科学系统的舆情引导途径，才能提升对事态的把控能力，也才能避免舆论场负面偏激的个体意识汇聚成非理性的社会行为。
（注：本文原载于《新闻前哨》2023年2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