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陶凯龙：罪恶侵华急先锋—关东军与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史考

91年前的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在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里占领整个东三省，为全面侵华做好了准备。

对于这段屈辱的近代历史，耳熟能详，而其历史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知晓的人不多。

近日，抗战史研究员、作家陶凯龙应邀为黑嘴鸥保护协会综合素质教育学校邀请宣讲东北抗战史系列公益课程时，公益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辽宁省大连市旅顺口区太阳沟万乐街10号有一座历经百年的面积为2602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欧式建筑，其1906年为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从1919年4月12日改为关东军司令部，1931年9月19日随着关东军司令部迁往沈阳成为一座见证侵华罪证的历史遗迹留存。

关东军是侵华战争的急先锋，关东军司令部则是其最高军事指挥机关。

关东是指我国山海关以东的区域，即辽宁、吉林、黑龙江三个省，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把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沙皇俄国，包括辽东半岛普兰店以南的全部陆地与岛屿，面积3400多平方公里。沙皇俄国将此地视为一个州----即称为“关东州”。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出兵霸占中国原被沙俄“租借”的关东州和南满铁路，为了保卫既得利益，日本派遣常备兵力一个师团驻守，并专门成立了一支所谓的“南满铁路守备队”，两部兵力大约1万人，归属关东总督指挥，可视为关东军的前身。为经营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公司设在大连，这个“满铁”不只是一个铁路经营机构，它也是在“代替政府经营南满洲”方针的宗旨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情报等方面推行日本“帝国殖民政策”，有一个数据可以说明，“九一八事变”和侵华战争中，“满铁”2.1万余名日本社员中有1.58万余人因战功获得军方的奖赏。

1906年2月28日，日本陆军省下令在东北建立6个独立守备大队，警卫南满铁路，1907年编成独立守备队6个营，每队900人，共5400人，分别驻守公主岭、开原、奉天、大石桥、瓦房店等“满铁”沿线要地。1919年，为提升关东军地位，日本撤销了关东都督府，设立了权限较小的关东厅，并在关东都督府陆军部的基础上组建了关东军司令部，立花小一郎中将为司令官，浜面又助少将为参谋长，统帅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各部。关东军从此直接受日本天皇指挥，独立性大大增强。

“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野战部队，号称日本陆军的精锐，被日本人称为“皇军之花”。

日本关东军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阻止革命军北伐军进攻清朝的辽东半岛，也是首次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在1912年和1916年先后两次炮制“满蒙独立运动”，企图趁乱将“满蒙”从中国分离开来，置于日本统治之下。

关东军在日本政府的周一下扶持奉系军阀张作霖充当其在“满蒙”扩张的工具，加强队中国东北地区侵略的方针，张作霖不惜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允许日本在东北修建铁路和开采矿山方面的权益，同时张作霖为了讨好日本人镇压反日运动，例如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东北人民的反日斗争，镇压1920年延边地区中朝人民抗日斗争。

在直奉战争中除配出军官指挥作战外，提供步枪、机枪弹药4000万发，炮弹10万发，并派间谍搜集情报给奉军，策划倒直联盟。在郭松龄反奉指使荒木五郎“化名黄慕将军”德国14名日本军人组成配备重炮的炮兵部队参战，并派出80多架飞机轰炸郭军阵地。

在“济南惨案”中，关东军也派兵参加，可谓罪恶满满。

1928年，日本要求军阀张作霖解决“满蒙”独立问题，遭到拒绝后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在丧葬期间威胁诱导张学良与日本合作，未成。

东北易帜后，关东军急于侵占东北，先后制造多起事端，如“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等，最终发动“九一八事变”。磨刀霍霍的关东军借机从南满铁路属地冲出，一天内便占领沈阳、长春、辽阳等城市,关东军司令部也在事变第二天迁往沈阳，后炮制伪满洲国迁往长春，并将长春改名“新京”。

与此同时，关东军开始急速增加兵力：1931年关东军仅有3个师团，1932年达到6个，1933—1936年保持5个师团的兵力，1937年达到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七八月间，为了配合纳粹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进攻，关东军接连组织以苏联为目标的特别大演习，并再次调集大量部队囤积东北。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关东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31个师团，人数上升到85万人，号称百万。

日本关东军为维护其法西斯殖民统治，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关东军对东北人民实行了残酷的军事镇压，制造了无数起惨案、血案，屠杀的中国人不计其数。尤其是关东军司令部指挥下的关东军宪兵队，更是血腥屠杀、镇压中国人民的急先锋，在东北沦陷的14年间，日伪军警屠杀和镇压中国人民的所有暴行都是在它的直接指挥和参加之下进行的。关东军司令部直属的另外两个杀人魔窟是分别设在哈尔滨的 “731部队”和设在长春的“100部队”，他们专门从事毒害人、畜的细菌研究，用活人作人体实验，这两个血盆大口，到底吞噬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谁也说不清楚。1949年春，原“100部队”驻地附近的农民在挖土时，挖出了大量人骨和整尸，挖到6尺至1丈深，还有人的尸体。

关东军司令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殖民统治的最高权力机构，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建立了一个由关东军操纵的“独立国家”——伪“满洲国”，定“国都”长春，并将长春改名“新京”。

1932年3月10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的第二天，在与关东军司令官签订的密约中就决定，“满洲国”的“国防和治安”委诸日本管理，所需经费由伪满负担；中央及地方各署要任用日本人，“而其人物之选定”要征得关东军司令官的同意。

1933年8月，日本内阁又炮制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决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伪满洲国建国后，在行政上实行由关东军统辖的“总务厅中心制”和“次长制”，即在伪国务院和各省政府中，其行政工作都由总务厅、总务司实际主持，这些总务厅、总务司的长官都由关东军指定的日本人担任，并且在伪国务院之下的各部，省、县、旗政府中设次长。次长也一律由日本人担任，代表日本政府的利益发号施令，对关东军负责。不仅如此，为了充分控制伪满皇帝溥仪，关东军司令部对溥仪采取了特别措施，即在溥仪身边设一名关东军的常任代表,被称为“帝室御用挂”的日本军人，负责控制和监督溥仪的一切言行。由此可以看出，关东军司令部是名副其实的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宣布投降。但骄横的关东军借口没有收到日军大本营的停战命令，仍然继续抵抗。到1945年8月17日，除海拉尔、虎头和东宁等少数筑垒地域的残余日军仍在顽抗外，关东军已经完全丧失了抵抗能力。眼看败局已定，关东军最后一任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终于向苏军提出了停战谈判的请求。

1945年8月19日中午，苏军阿尔捷缅科上校率5名军官、6名士兵组成的军事团，在9架歼击机护航下到达长春机场与日军进行谈判。迫于压力，山田乙三向苏军代表交出了象征指挥权的军刀，宣布自己和部属成为苏军俘虏。此次战役中，关东军损失约67.7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59.4万人投降，而苏军仅伤亡3.2万人。二战最后一战在东宁落下帷幕。

在1931年——1945年的14年间，日本先后任命了7任关东军司令官，但不论是本庄繁、武藤信义、菱刈隆、南次郎、还是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都挽救不了关东军覆灭的厄运。

陶凯龙表示：旅顺关东军司令部作为罪恶的侵华急先锋大本营，这些建筑也在警示后人：历史是公正的，阻碍人类进步，破坏世界和平的反动势力，必将遭受所有希望进步、爱好和平的人们唾弃和惩罚，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军国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发动侵略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种种罪行必将遭到人民的审判和清算。（安刚 王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