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与李存葆

  文   谢培选

1984年8月30日，北京西郊。朱向前提着行囊走进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报到处，目光落在花名册上——“李存葆”三个字赫然在列。他脑袋“嗡”的一声，整个人懵在那里。

那一刻，《高山下的花环》已席卷全国。朱向前至今记得1982年初春，他还在福州军区炮兵政治部宣传处当干事，报纸每天连载二三千字，九万字的小说连载了近一个月。每天报纸一到，处里人立马放下手中活计，人人埋头阅读，沉溺其中，为之感动，为之欢欣，亦为之流泪。中午和晚上的饭桌上，话题永远是《花环》。“那真是一段激动人心的日子。”而此刻，这位让全军为之动容的作家，竟要成为自己的同班同学——朱向前觉得像做梦。

宿舍四人一间，李存葆的铺位靠窗，朱向前把门。推开那扇门，朱向前看到的是穿着军装的李存葆，普通、朴实，说话带着山东口音。同室的还有济南军区的李荃和苗长水。就这样，四位军人、四张书桌，开始了“深夜论战、拂晓伏案”的集体生活。

然而朱向前万万没想到，“往后的日子我却深受存葆其害”。原因很简单：李存葆太有名了。开学伊始，宿舍每天车水马龙，来访者络绎不绝，大约分三类——北京各高校团委、文学社邀请讲座的；编剧导演洽谈改编电影话剧的；各大编辑部主编名编登门索稿的。轮番轰炸，前赴后继，直弄到李存葆东躲西藏。宿舍四个人为了避开干扰，每人都用布帘相隔，进屋有如进了地道。存葆出于热心，每次来了大主编都要特意关照一下朱向前，经过他的帘子总要撩开来介绍给人家。朱向前往往脑袋里刚有了一点构思或者才读了两页半书，帘子又被掀起，思绪又被打断。“如此一而再、再而三，整天笼罩在存葆的阳光雨露里，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但这种“苦”，也夹杂着无上的骄傲。1984年9月30日晚，李存葆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国庆国宴。10月1日，当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代表文艺界的唯一一辆彩车竟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造型——电视机前，全系同学为之欢呼雀跃。更有一项殊荣：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自费购买两千册《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这个规格，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徐怀中主任对这员“特殊学生”格外关照。面对络绎不绝的干扰，徐主任干脆破例准假，让李存葆躲到外面赶稿。结果第一学期末，他就赶出了十万字的中篇《山中，那十九座坟茔》，继《花环》之后在1984年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再次夺魁，让成立不久的文学系声威大振。

但在宿舍里，这位名满天下的同学依然是个有趣的室友。为了打他的“秋风”，朱向前等人提出“劫富济贫”的口号。虽说是打平伙，李存葆总是出大头。最拿手的是罐焖羊肉——周六晚上，买上几斤羊肉、萝卜和土豆，在罐子里焖几个小时便大功告成。存葆、李荃、刘宏伟和朱向前围坐一起大快朵颐。有一次李荃贪吃，直吃得跑肚拉稀。存葆的豪爽还有一例：《花环》拍成电影后，他将全部编剧稿费2000多元在上影厂大摆十几桌，宴请剧组一百多号人。80年代初，普通工人月薪不过三十多元，他一下子全拿了出来——这手笔，至今为文坛津津乐道。

九月初的开学见面会，徐怀中主持，请大家自报家门谈谈对文学的看法。李存葆作为一班班长发言。他说文学要像子弹一样，既要有准星，又要有火药——朴素的比喻，让朱向前记了一辈子。

1985年，朱向前发表《军旅文学的新生代》，首次将李存葆置于新时期军旅文学的坐标系中。李存葆读后对他说：“你是第一个把我放到文学史里琢磨的人。”这句话开启了二人特殊的“批评家与作家”关系。1988年，朱向前在《长河》创刊号发表《军旅文学：瞭望在两个十年之间》，以近两万字评点六位军旅作家，写李存葆时用了小标题“以血与火编织‘花环’”。他写道：“《花环》通过对南线战斗中一支连队的曲折描写，将前方与后方、高层与基层、人民与军队、历史与现实有机勾连……它以‘欠账单’等著名细节真实地传达出了‘人民——上帝’和‘战士——万岁’的时代强音。”多年后朱向前更概括其文学史意义——不仅意味着军旅作家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更意味着以李存葆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作家的崛起。

1986年9月，两人在文学系毕业后，，李存葆回济南军区任创作室主任，朱向前留校任教。1997年，李存葆从济南军区创作室主任直升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翌年授少将衔；朱向前从文学系教员做到系主任，后任训练部副部长。二人由同窗室友变为同事兼上下级。2001年院年终总结大会，朱向前首次以常委、训练部长身份坐主席台前排，恰与李存葆毗邻。“相互莞尔，瞬间忆及1984年秋入学同居一室诸事”——朱向前在日记中写下这句。从上下铺到主席台并肩，这“莞尔”中藏着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默契。

2001年，中国作协第六次代表大会，李存葆接替徐怀中当选副主席。当晚朱向前请客小聚，李存葆却把徐怀中夫妇也请来了。他说：“没有徐主任，就没有军艺文学系，也就没有咱们这拨人。”这份不忘本源的品格，朱向前敬重至今。

2002年，全军中青年作家班在军艺举办，朱向前以学报名义设宴，自备四瓶五粮液招待学员。席间有人问李副主席怎么没来，朱向前笑答：“存葆兄正在北京饭店接待外宾，但他说了，向前的酒就是我的酒。”次日李存葆专门抽时间与学员座谈，开篇便说：“当年我和向前住一个宿舍时，条件比这差多了，但那股子劲儿一样。”肝胆相照的默契，成为军艺文学系师生津津乐道的佳话。

2003年，朱向前发表《散文的黄钟大吕之音——与柳建伟谈李存葆散文特征》，提出李存葆是“军旅作家中成功完成从虚构到非虚构转型的标本”。此前他已追踪李存葆两次转型——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九十年代中期的散文创作。1997年李存葆调京任军艺副院长后，朱向前更称之为“将军散文家”。这一论断后来被反复引用。李存葆从不公开评论朱向前的批评，但私下对友人说过：“向前写我，比我自己写我还上心。”

2005年，二人共同站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领奖台——李存葆凭散文集《大河遗梦》，朱向前凭《朱向前文学理论批评选》同时获奖。总政治部李继耐主任批示：“热烈祝贺李存葆、朱向前二位同志荣获鲁迅文学大奖！”《光明日报》以《军事文学有奇才》为题重点报道。从同室到同榜，“双星并耀”的奇缘在当代文坛实属不易。

2009年，《中国军旅文学50年》研讨会召开，李存葆作为军艺资深副院长出席。铁凝主席评价该书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空白”时，朱向前看到台下李存葆带头鼓掌的身影，想起二十五年前那个开学见面会——那时他是仰望者，如今已是并肩者。三十余年里，朱向前笔下的李存葆经历了多重身份的转换，从“以血与火编织花环”的小说家，到“散文黄钟大吕”的散文家，再到“将军散文家”。而李存葆对朱向前的评价始终是那句：“他是真正读懂我的人。”

这“读懂”，来自同窗共读的朝夕相处，更来自对军旅文学共同命运的深切理解。回想存葆三十年如一日，朱向前说：“变的是他的阅历、经验、成就和地位，不变的是他的忠诚、信念、勤奋和执著。”而朱向前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从那个看到花名册“懵了”的青年，到为老同学写下数万言评论的批评家，他用笔见证了李存葆，也见证了那个文学的“黄金时代”。

如今再看《花环》，我突然想起向前先生讲过的一个情节：199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北京图书大厦联合发起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评选活动，该活动设有初评(备选书目梳理)、复评、终评三阶段，朱向前是终评委。作为军队唯一评委，他在终评会上曾据理力争将《花环》列入丛书中，但因他当时是终评委中最年轻的一个，又孤掌难鸣，终于未果。他感到十分遗憾，直言这是这套丛书的一个失败。如今再看《花环》，朱向前有一个比喻：就像蒙古族和藏族的哈达——“它既是祭奠，更是礼赞。既对军人精神和民族精神作出了诠释，也屹然成为文学史上的一座山峰，让人仰视，也让人感动。”而这山峰之下，是两位同窗三十余年的守望。

他们的友谊，恰如朱向前评价李存葆散文时的意象——既是黄钟大吕般的历史回响，又是灯下对谈的细语心声。在激荡的当代军旅文学史上，这对“同室战友”用各自的方式完成了一场漫长的对话，对话的主题始终是中国军人的文学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