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维和：教师与教员——兼论教育家精神的特质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谢维和
5月17日，“弘扬教育家精神，照亮教师生命自觉”主题研讨会在海淀敬德书院举行。清华大学谢维和教授进行了主题发言，探讨了教师与教员的区别及教育家精神的特质，强调自觉是教师的重要特质，并引用梁漱溟、夏丏尊等学者的观点，指出教师应超越“教员”角色，成为真正的“教师”。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教学生做人，追求知识的“真”与“用”，同时，教师应具备大格局，将教育与国家、社会发展相结合。他提出，教师与教员在目标、价值追求和格局上存在差异，教师承担着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力量。优秀的人民教师应成为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依靠与支撑力量。
自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育命题，一个好教师的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能够经常对自己的教育观念与教学工作进行反思，形成高度的自我意识。梁漱溟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吾人的自觉力》，他指出：“自觉真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只有在我的心里清楚明白的时候，才是我超越对象、涵盖对象的时候；只有在超越、涵盖对象的时候，一个人才能够对自己有办法。人类优越的力量是完全从此处来的。”、“求自己生命中之机械性能够减少，培养自己内里常常清明自觉的力量。中国人之所谓学养，实在就是指的这个。”中国有一句耳熟能详的格言“人贵有自知之明”，也强调了自觉的重要性。根据这个主题，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教师与教员——兼论教育家精神的特质”，谈谈自己作为一个教师，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反思和自觉。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这既是对教师的要求，也体现了教师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说：“做好老师，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和追求。”（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2014年9月9日） 夏丏尊先生就经常反思这个问题。他被朱自清先生称为“一位真正诲人不倦的教育家”。上世纪一〇年代，他与经亨颐先生在浙江办两级师范学堂（后改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除上课外，还广泛聘请优秀教师，如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等。他主动担任舍监管理学生，承担管理与教育学生的责任。夏丏尊先生经常思考教师应有的样子。1924年，他在《春晖》杂志的《近事杂感》中提出:“教员”与“教师”的不同。他说道，“这二名词，在我感觉上很有不同。我以为如果教育者只是教员而不是教师，一切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教育毕竟是英雄的事业，是大丈夫的事业，够得上“师”的称呼的人，才许着手。仆役工匠等同样地位的什么“员”，是难担负这大任的。我们在学生及社会的眼中被认作“员”，可怜！我们如果在自己的心里也不能自认为“师”，只以“员”自甘，那不更可怜吗？我们做教员的，应该自己进取修养，使够得上“师”字的称呼。”（《近事杂感》，《春晖》，28期，1924年5月）夏丏尊先生真的是一个教育家，他并没有轻易地把他的结论告诉我们，而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师、教育工作者都去思考，都去反思一下，到底我们怎么去做一个教师，而并非仅仅是一个教员。当然，教师与教员两者并不是某种非此即彼的零和关系，但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的区别或不同，则是体现了不同的教师观，反映了教师的内在特质与职业道德。
教师和教员的不同，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目标不同。教员可能更多是教书先生，认为教师的职责就是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让学生学会知识；而教师则不同，他不仅要教书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做人，且教学生做人不能脱离教知识，而是在传授知识过程中让学生学会做人。叶圣陶先生曾说:“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试、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儿；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现实中，有老师抱怨学生缺乏学习热情，不愿学。也有的教师非常关注对教材教法与课程的研究，但缺乏对学生的研究。对此，陶行知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说：“若老师只是教书传授知识，无异于贩卖的商贾，是非常可怜的。” 二是价值追求不同。教员在教育教学中往往更多追求学习与知识对学生的实用价值，如能拿多少分、得多少奖、获得何种功利报酬，是以 “用”为导向；教师当然也要追求“用”，但在追求“用”的基础上，更追求“真”，强调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的不同，争取一种价值观的塑造。信息社会或数字时代中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信息过多，然其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状况。由于大模型的发展，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已经越来越容易，甚至是免费的。但如何分辨知识和信息的真与假则成为这个时代教育的重要问题。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信息社会中虚假信息的制造与传播成本是很低的，但消除虚假信息所需的成本至少是制造成本的6倍。从经济人和理性人假设出发，很少有人愿花精力消除这些假信息，由此导致社会上不真实信息越来越多。因此，教师的责任不仅是传授知识，更要帮助学生判别知识的真假。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体现了教师对“真”的追求在当下的意义。 三是格局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中提出，教师要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心中要有“大格局”，要把课堂、校园与国家、人类社会的发展命运和趋势相结合，让学生在小小的课堂和方寸黑板前看到整个世界和未来。教员可能只是局限于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考试如何能够获得高分，如何能够得到更好的名次，等等。而教师则能够从更加恢弘的视野从事自己的教育教学。他们拥有非常广泛的知识，能够帮助学生从比较普遍的联系与综合中获取与理解知识。对此，夏丏尊先生说道：“吾人于专门职业以外，当有多方之趣味。军人只知军人之事，商人只知商人之事，彼此谈话至无共通适当之材料，其苦何堪？为将来之教师者宜注意及之。酱之只有酱气者，必非善酱；肉之只有肉气者，必非善肉；教师之只有教师气者，必非善教师也。”意思是教师若仅为教书匠、仅知道专业内一点知识，绝非好教师。只有将知识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学生特点、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及世界发展宏大变局结合起来，学生学到的知识才会增值，也才能更好地理解所学的内容，并且能够更好地通过考试。
显然，这样的一种目标的差异，这样的一种价值的追求，这样一种格局的大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教师和教员的一般区别。但仅仅如此，我觉得恐怕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会对教师的职业给予如此多的关注，对如何做一名好教师提出了这么多的要求，而且发表了如此具体的论述呢？中国的教师是不是还承担了某种特别的责任呢？这里需要深入思考“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所包含的特质含义。实事求是地说，与外国基础教育的教师比较，中国的教师享有很高的社会声誉，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次社会调查中，教师的社会声望排100个职业中的第二位。中国教师的这种社会声誉与中国文化中“天地君亲师”的文化是相关的。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天地君亲师”作为中国儒家祭祀的对象，经常是普通老百姓的家里中堂里供奉的牌位或条幅。这种天地君亲师既为古代祭天地、祭祖、祭圣贤等民间祭祀的综合，也是传统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尊师重教的价值观念取向。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的相关文章中也提及：“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教师在“天地君亲师”中的独特功能是什么呢？对此，荀子在《礼论篇》中的看法是非常准确和精辟的。他在《礼论篇》一文中指出：“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所谓“天地”，指的是世界上所有生命的根据及其运行规律；而“先祖”则是人类存在、发展和言行的依据；而“君师”，则是将教师的角色与国家领导者的职能相提并论，即治国理政的根本。按著名文化学者吴虞的说法：“其《礼论篇》曰：‘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此实吾国‘天地君亲师’五字牌之所由立。”（《读荀子书后》）由此可见，教师承担着与国家统治者、领导者一样治国理政的责任。他们要为国家治国理政服务，这也是教师的社会责任。唐代著名思想家韩愈认为教师最根本的任务是“传道”。而儒家最重要的贡献则是将教育的文化传承上升到了道统的地位。更加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统治者应通过教导人民而治理国家的独特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意识，而教师的“师道”地位与“传道”职能正由此而来。《学记》中“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不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兑命曰：‘念终典于学’，其此之谓乎！”都非常充分地体现了中国教师所承担的治国理政的责任。 由此可见，教师与教员的根本差异是定位的不同，教员仅仅是一个教书的角色，而教师不仅是教书，还要教人，而更重要的是，教师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托。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而且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还更要成为国家治国理政的重要依靠与支撑力量，这就是中国教师非常独特且十分崇高的社会责任。(来源：海淀敬德书院)
